列寧在指導無產(chǎn)階級政黨報刊的實踐中，提出了一系列黨報理論和基本原則，至今仍對我國的新聞輿論工作具有深遠影響。主要包括：黨報的黨性原則、重視新生活建設報道原則、爭取群眾和引導群眾原則。
黨報的黨性原則。列寧黨報理論的核心是黨報的黨性原則。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寧提出，黨報要有旗幟鮮明的黨性。這一原則體現(xiàn)在他多篇文章的論述中，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4點。
一是在性質上，黨報姓黨，“全部社會民主主義出版物都應當成為黨的出版物?！盵《列寧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頁。]為此，列寧明確提出衡量黨性的4條標準，即黨的綱領、黨的章程、黨的策略決議和各國無產(chǎn)階級聯(lián)盟的全部經(jīng)驗（組織經(jīng)驗）。在《論黨的改組》一文中，列寧指出，“如果我們黨有蠱惑人心的傾向，如果黨性基礎（綱領、策略規(guī)定、組織經(jīng)驗）十分缺乏或者薄弱、動搖，那么毫無疑問，這個危險可能是很嚴重的”[《列寧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頁。]。
二是在功能上，黨的“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列寧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頁。]。對于無產(chǎn)階級來說，寫作者不能無黨性，“寫作事業(yè)應當成為整個無產(chǎn)階級事業(yè)的一部分，成為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列寧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頁。]。
三是在組織上，黨報與其他寫作事業(yè)及著作家個人，必須參加黨的組織。在《〈工人論黨內(nèi)分裂〉一書序言》里，列寧明確提出：“黨的一切出版物，不論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須絕對服從黨代表大會，絕對服從相應的中央或地方黨組織。不同黨保持組織關系的黨的出版物不得存在?！盵《列寧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頁。]
四是在作用上，黨的中央機關報應當成為全黨思想上的中心。在確定《無產(chǎn)者報》為中央機關報后，列寧以編輯部的名義向全黨發(fā)出一封信——《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機關報編輯部的信》，號召討論如何發(fā)揮報紙的作用。他說，“使工人群眾知道我們有一個固定的黨中央機關報，是極其重要的。務請在黨的一切組織和小組中，直到最基層為止，宣讀和討論這封信”[《列寧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頁。]。同時要求，“在地方小報上經(jīng)常摘引中央機關報上的東西，好讓群眾普遍知道中央機關報的名字，意識到中央機關報是自己的固定的報紙，知道它是自己的思想中心，知道能夠隨時向它求教”[《列寧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2—323頁。]。
可以說，黨性原則是列寧黨報理論的靈魂，它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提出了具體要求，以保證把黨報牢牢掌握在黨的手中，使之成為進行階級斗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新制度的有力武器。列寧要求每份黨報、每個黨報工作者，要經(jīng)常地、自覺地、創(chuàng)造性地用黨性原則規(guī)劃自己的進一步活動，不得有任何游離或違背。
重視新生活建設報道原則。重視對新生活建設的報道，是列寧對無產(chǎn)階級黨報提出的另一重要原則。
第一，列寧認為，到一定階段，黨報應從主要為政治斗爭服務轉向側重為經(jīng)濟建設服務。在《論我們報紙的性質》一文中，列寧明確指出：“現(xiàn)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動，即政治空談，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設，建設中的種種事實，占的篇幅太少了?！盵《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頁。]因此他要求報刊應“少來一些政治空談。少發(fā)一些書生的議論。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農(nóng)群眾怎樣在日常工作中實際地創(chuàng)造新事物”[《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頁。]。
第二，列寧賦予經(jīng)濟工作以明確的政治意義。十月革命后，列寧認為蘇維埃革命的首要任務不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社會主義建設。“老式的宣傳方法是講解或舉例說明什么是共產(chǎn)主義。但這種老式的宣傳已毫無用處，因為我們需要在實踐中說明應該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整個宣傳工作應該建立在經(jīng)濟建設的政治經(jīng)驗之上?！盵《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7頁。]
第三，列寧指出，報刊是經(jīng)濟教育的工具，具有在經(jīng)濟上重新組織和重新教育群眾的作用。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初稿》中，他指出，蘇維埃政權面臨一項重要任務，“這項任務就是把報刊由主要報道日常政治新聞的工具，變成對人民群眾進行經(jīng)濟教育的重要工具”[《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136頁。]。
第四，列寧強調(diào)，“紅榜”和“黑榜”應當兩手并用，既通過“榜樣的力量”進行輿論引導，又通過在報紙上開辟“黑榜”進行輿論監(jiān)督。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初稿》中，他指出：“讓我們把報刊上那些報道所謂日常新聞的材料減少到1/10（如能減少到1/100更好），而讓那些向全體居民介紹我國少數(shù)先進的勞動公社的模范事跡的報刊廣泛銷行幾十萬幾百萬份吧！”[《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頁。]“各社會主義政黨要把那些不接受整頓自覺紀律和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的任何號召和要求的企業(yè)和村社登上黑榜”[《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頁。]，“公開報道這方面的情況，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改革，它能夠吸引廣大人民群眾主動地參加解決這些與他們最有切身關系的問題”[《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頁。]。
爭取群眾和引導群眾原則。列寧有著豐富的黨報群眾工作實踐，從而在實踐中形成了鮮明的黨報群眾工作思想。他提出黨報應當積極爭取群眾和引導群眾，這一原則我們應該繼承和發(fā)展。
一是高度重視人民群眾在黨報發(fā)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列寧一直高度重視工人群眾對辦好黨報所起的積極作用，認為黨的報刊要把爭取最大多數(shù)的讀者作為努力奮斗的目標。他在1913年6月16日致《真理報》編輯部的信中談道，“對《真理報》來說，現(xiàn)在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危險是失去廣大讀者，失去爭取讀者的陣地”[《列寧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9頁。]。
二是高度重視報刊對群眾的組織和教育功能。為更好地引導讀者，列寧主張報刊語言要通俗易懂。在《評〈自由〉雜志》一文中，他寫道：“通俗作家應該引導讀者去深入地思考、深入地研究，他們從最簡單的、眾所周知的材料出發(fā)，用簡單的推論或恰當?shù)睦觼碚f明從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結論，啟發(fā)肯動腦筋的讀者不斷地去思考更深一層的問題?！盵《列寧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頁。]
三是高度重視通訊員隊伍建設。列寧在《給同志們的信》中強調(diào)：“要把機關報辦得生動活潑，生氣勃勃，有5個負責領導和經(jīng)常寫作的著作家，就需要有500個、5000個非著作家撰稿人?！盵《列寧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頁。]列寧還非常重視通訊員培養(yǎng)，在創(chuàng)辦《火星報》期間，他曾用近一年時間在國內(nèi)挑選優(yōu)秀工人做通訊員，并對他們進行政治和業(yè)務訓練。在他主辦的報紙上，1/3以上的文章是通訊員寫的。
四是高度重視對讀者來信的分析研究。列寧經(jīng)常利用大量時間閱讀和回復讀者來信，有的還刊登在報紙上。聽說《貧苦農(nóng)民報》有大量農(nóng)民來信，他便讓報社送來一封一封地看。在1922年1月26日給《貧苦農(nóng)民報》編輯卡爾賓斯基的信中，他希望能定期看到農(nóng)民來信情況報告，“《貧苦農(nóng)民報》接到多少封農(nóng)民來信？在這些來信中有什么重要的（特別重要的）和新鮮的東西？情緒如何？迫切問題是什么？能否每兩個月給我寫一封這樣的信（下一次是1922年3月15日）？”[《列寧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6頁。]
總而言之，列寧黨報思想內(nèi)容廣泛，內(nèi)涵豐富，他提出的黨報建設的重要原則，對于今天辦好我們的新聞事業(yè)仍有重要的啟示和指導意義。
